圖片來源：canva圖庫
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探討以玩耍為主的童年逐漸沒落、以手機為主的童年抬頭的趨勢，並歸納出為什麼智慧型手機、社群媒體和大型科技，成為全世界青少年心理健康崩潰的主因。

兒童需要花大量時間面對面地玩耍，以利社交發展。但是我在第二章提到，十二年級學生中，表示「幾乎每天」與朋友相聚的比例，在二○○九年之後急遽下降。

你可以從下圖看出他們與朋友相聚時間下滑的細節，此圖出自一項針對美國不同年齡別如何使用時間所做的研究。下圖顯示，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每天花在朋友身上的平均時間。

毫不意外，最年輕的組別（十五至二十四歲）與朋友相聚的時間高於年紀較大的組別，可能是因為後者有工作或已婚之故。在二○○○年代初，兩者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，後來逐漸縮小，並在二○一三年之後加速縮小。

二○二○年的數據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後收集彙整的，這解釋了為什麼兩個較年長組別的數據線在二○二○年出現彎曲。但最年輕組別在二○一九年的數據線並未彎得那麼大。

新冠限制措施上路的第一年所造成的降幅，和新冠爆發前一年就有的降幅比起來，並沒有比較大。二○二○年，我們開始提醒每個人保持社交距離，避免靠近任何「圈外」人，但 Z 世代一拿到生平第一支智慧手機後，就和他人保持社交距離。

每天與朋友相處的時間，不同的年齡組

▲每日與朋友相處的平均時間（以分鐘計）。只有最年輕的年齡組在 2020 年開始彙整數據前，出現大幅下降，這些數據是在新冠限制措施上路後才開始收集的。（資料來源：美國時間使用調查。）

當然，當時的青少年可能不認為他們會失去朋友，心想只是將友誼從現實世界轉移到 Instagram、Snapchat、線上電玩平台罷了，兩者不是一樣嗎？不一樣。

正如特溫格所指，花更多時間使用社群媒體的青少年較可能出現憂鬱症、焦慮症和其他心理疾病，而花更多時間與其他年輕人一起活動（例如參加團體運動或宗教社團）的青少年則擁有更健康的心理狀態。

這是有道理的。兒童需要面對面、同步進行、身體參與的體能遊戲。最健康的遊戲在戶外進行，偶爾會有具挑戰性的身體活動以及興奮刺激的冒險活動。

用手機與親密好友進行視訊通話也不錯，彷彿在老式的市內電話新增影像功能。反觀獨自待在臥室裡不停地滑著手機，瀏覽多到看不完的內容；或是與頻頻更換的隊友和陌生人一起打幾個小時的電玩；或是上傳自己的內容並等候其他同儕（或陌生人）點讚與評論。

相較於面對面玩耍，這些行為遠遠不是孩童需要的，因此不應被視為健康的青少年互動型式。

它們是占去大量時間的替代品，減少了青少年共處的時間。

▌ 智慧型手機瓜分了我們對生活的注意力

與朋友相聚的時間銳減，其實低估了童年大重塑對社交剝奪造成的衝擊程度。

即使青少年與朋友面對面相聚，以手機為主的童年也會破壞他們與朋友相聚的品質。

智慧手機太會瓜分我們的注意力，只要手機在口袋裡震動○．一秒，許多人會自動中斷面對面談話，以免錯過重要的最新訊息。

我們通常不會打斷對方，請對方稍等一下；而是掏出手機，花點時間用手指在螢幕上點來點去，這會讓對方合理地認為她們沒有最新訊息來得重要。

當交談對象掏出手機，或只是把手機（甚至不是自己的手機）放在眼睛看得見的位置，社交互動的品質和親密感都會下降。以螢幕為主的數位設備從我們的口袋（手機）移到手腕（智慧手錶）、頭盔和眼鏡（虛擬實境），影響所及，我們全神貫注與他人社交的能力可能會進一步下降。

無論什麼年紀，被忽略都是一件讓人痛苦的事。
 

不妨想像自己是個青少年，正在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與歸屬感時，遇到的每個人都會間接地告訴你：你沒有我手機上的人重要。

然後現在再想像自己是年幼的孩子。兒童雜誌《Highlights》在二○一四年針對六至十二歲的兒童進行了一項調查，結果六十二％受訪兒童表示，當他們想要與父母交談時，父母「經常會分心」。

當被問及他們父母分心的原因時，使用手機是最常見的答覆。父母知道他們虧待了孩子。

皮尤二○二○年的一項調查發現，六十八％的家長表示，當他們與孩子共處時，有時或經常會因手機而分心，這個比例在年輕和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中更高。

▌ 每段關係都顯得可有可無‧‧‧‧‧‧

童年大重塑摧毀了 Z 世代的社交生活，讓他們能與全世界的人保持連結，卻讓他們與周圍的人脫節。加拿大一位大學生寫給我的信正好說明了這現象：  

Z 世代非常孤立。我們的友誼淺薄，浪漫關係也顯得可有可無，這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被社群媒體影響和支配。校園幾乎不存在社區感，這情況顯而易見。

很多時候，我提早進教室等著上課，發現教室已坐了三十多名學生，大家全神貫注地盯著自己的智慧手機，整間教室靜悄悄，完全聽不到說話聲，害怕講話會被其他同學聽到。

這進一步加深了孤立感，削弱對自我的認同和自信心。我很清楚這點，因為我親身經歷過。

本文摘自　網路與書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　強納森．海德特．著